中国社会正处于“科学技术创新”焦虑中，但是许多人对身边的科学技术创新视而不见，更在扼杀创新的机遇。

  可是，如果以今天中国社会普遍的“科学技术创新”观念去衡量，那么答案应该改成“以上都不是”。

  首先，瓦特蒸汽机原创度不高，而且不是英国本土原创的科技成果。蒸汽机最古老的原型是1世纪古希腊人捣鼓出来的“气球机”，近代科学的渊源则是1679年法国人搞的。1705年，英国人纽可门造出了纽可门机，瓦特仅仅是在国内外现成技术的基础上做出了改良。

  其次，瓦特蒸汽机没有学术背景，而是商业行为。瓦特本人不是科学家，早年在大学里开了个小修理铺，算是和学术最近距离的接触了。在改良蒸汽机的过程中，并没有科学家的参与，也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导。

  还有，瓦特蒸汽机是一种应用技术，最初是一位教授资助他，后来有两位企业家相继投资了这一个项目。最后是在来自伯明翰的铸造工厂老板博尔顿帮助下，获得了成功。哥俩就此合作了25年，经营很成功，瓦特因此成功实现了财务自由。

  而且，1776年瓦特蒸汽机问世后的最初几年，没什么正经的用处。最出名的应用是法国贵族奥尔良公爵订了一台，给自家花园的喷泉提供动力。博尔顿花了不少力气争取到这张单子，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妥妥的傍名人炒作。

  如果一位历史小白的中国网民穿越到1776年，会对这个科技含量有限、原创度不高、高度商业化的发明点赞吗？实际上，当年的英国公众也没意识到瓦特蒸汽机的划时代意义。普通大众本来就不关心这些，上流社会的精英第一次知道有这么个玩意儿，多半是听说奥尔良公爵家里有个会冒黑烟的喷泉。

  人们渴求科学技术创新，但是对身边的科学技术创新知之甚少。那些科学技术创新的重大意义，几乎全部是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后才被认识到。

  大众最容易忽视的是，有价值的科学技术创新几乎都是从应用着手，在商业活动中普及、改进。但是，大部分都没有被写进历史教科书。

  瓦特蒸汽机轰然鸣响，人类就进入了“工业革命”时代。这样戏剧性的描写，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炼金术师对点金石的狂想。很遗憾，这就是有些人的认知水平。

  复式记账、公司制、商业银行、现代金融工具、流水线生产，这些支撑人类社会技术进步的创新，是教科书中的盲区。

  这些创新技术很少被提及，并不是因为这一些不重要，而是因为这一些长期演化而来的创新进步缺乏戏剧性，编造不出“牛顿和苹果”、“瓦特和开水壶”的励志故事。文人不喜欢这些乏味的、充满铜臭味的商业创新，所以他们故意忽略了这些。

  1903年，年轻的美国工程师亨利·福特开办了一家汽车工厂，或是说一个汽车生产作坊。1908年，他的作坊推出了一款成熟的产品——T型车。

  一部T型车的制造，需要七百多个工作小时，当时的汽车工业就是这样的生产水平。因此，汽车是只属于有钱人的奢侈品。野心勃勃的福特对这样的生产水平很不满意。经过数年的研究和改良，1913年世界上第一条工业生产流水线诞生了。

  如果今天的中国网民穿越到1913年，多半不会对福特的生产流水线有什么好评——科技含量着实不高，不过是在生产车间里加装了一条传送带罢了。

  但是，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生产方式改进，流水线作业让每辆T型汽车的组装时间由原来的12小时28分钟缩短至90分钟，生产效率提高了8倍。

  从此，汽车才能成为普普通通的家庭买得起的交通工具，人类才真正进入了“汽车时代”。美国也因此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策源地和最大受益者。

  此时的美国，可不是科技大国，科学技术水平还未达到欧洲的水平。直到二战前夕，从德国逃亡到美国的物理学家还在嘲笑美国同行“惊人的无知”。

  傲慢的欧洲科学家意识不到，美国的泰罗制、福特制将会彻底逆转旧大陆和新大陆的力量对比。他们更不会意识到，这些只会发生在美国。因为美国宽松的营商环境和朴实的社会氛围，才能容许这样的创新。

  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实教育，欧洲精英们对美国人粗鄙的、“反人道”的新型生产方式还会继续嗤之以鼻。

  近现代史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老欧洲把“主义”做成了失败的生意，而美国把生意做成了成功的“主义”。

  福特制让汽车廉价化，让大众能够享受到科学技术进步的成果，这本该是彪炳千古的贡献，但是，流水线生产的高效率获得的不是鲜花掌声，而是恶意满满。

  这些掷地有声的指责，让人感觉工业流水线本不该诞生在世上。而且，阻止创新并不停留在口头，欧洲知识分子和政客确实推动过禁止本国企业引入流水线作业模式的立法，慷慨激昂、善意满满。

  他们并不认为民众拥有汽车是一种进步，按照他们善意的解释，那是为了民众的安全。

  福特工厂工人的收入是同行的两倍，在他们看来也是罪恶的。因为，这破坏了社会和谐。

  热爱创新是原则上的，但是创新真的来了，就不爱了。创新带来的变革，总会让一些人不舒服。满街汽车当然会影响大众的安全，也会妨碍王公贵族们乘坐自家手工打造的汽车悠闲出行。

  所以，许多人对创新总是选择性地歌颂，把人类的创新史写成了科学家们的创世纪。“科学家说要有工业革命，于是，就有了工业革命”，诸如此类。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每一次技术革命，毋庸置疑科学家做出了科学贡献，但是更毋庸置疑的是商业的力量、经济的发展让科学技术创新为人类造富。没有经济领域的创新和进步，甚至不会有那些后世传颂的科技创新。

  正因为美国有先进的金融机制、宽松的市场环境，才有了网络技术引发的科技革命。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和欧洲的网络技术水平相差无几，九十年代欧洲开始对这一新兴起的产业采取了严厉的管制。十年之后，欧洲的互联网产业寸草不生，技术进步和创新当然无从谈起。而大西洋彼岸，欣欣向荣。

  “科学技术创新焦虑”之下，不少国人心态失衡。创新在口头上被追捧，在现实中被扼杀。

  按照“硬核科技”的标准，复式记账、现代公司制度显然要排除掉，还可以排除大部分应用技术。福特制流水线、超市、集装箱运输，都不符合“硬核科技”的标准。

  按照“本土原创”的标准，又可以排除剩下大部分。瓦特蒸汽机借鉴了大量欧陆工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本土专利斯莱特纺织机也应该排除。因为斯莱特获得这项专利时，从英国移民到美国才三年。

  如果再加上一条非商业的公益性研究为标准，剩下的只有诺贝尔物理学奖那些“五十年内没有应用可能”的伟大科学理论了。

  对标中国大众“本土原创硬核科技”的高标准，不要说中国本土，就是全世界范围内也不会有合格的“科技创新”。

  拒绝承认应用技术的价值，拒绝接受他山之石的借鉴，拒绝商业和经济领域的创新，就没有科学技术创新。

  福特工厂用了8年时间实现了创新，这正好是目前美国企业的平均寿命，可是中国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4年。

  当然，福特可以和他的前辈爱迪生一样，开家电动车工厂，造一辆车拿两辆车的补贴，因为一百多年后捣鼓电动车还是“科学技术创新”。

  但是，流水线之类提高生产效率的创新是肯定不能搞的，“人怎么能像机器那样重复简单枯燥的劳动呢？”……等等的欧罗巴原装灵魂拷问在等着他。

  你以为司马南只盯住柳传志？呵呵呵，那是对他的光荣战绩缺乏了解。百年以来，中国最不缺的就是把“主义”做成生意的“喷子”，在这方面能期待追平欧罗巴那群老家伙，目前看来这是我们最擅长的“创新”了。

  许多人永远看不到创新，看不到创新带来的富裕繁荣。“喷子”的生意没有成本，企业搞创新有成本。“喷子”的生意没有风险，企业搞创新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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